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12月17日电（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刘胤衡 见习记者 邹竣麒）“我不相信他，除非你们法官在场，否则别想见到孩子！”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目前市场上好的配资公司，干警们对这句话并不陌生，它常常出现在探望权纠纷的调解现场，或是从电话那头传来。这种情景背后映射出一个普遍难题：如何让依法享有探望权的一方，顺利见到孩子？
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获悉，法院与大兴区妇联联合打造的“伴视家园”机制，通过专业心理力量介入、友好探视环境创设与个性化执行方案设计，将传统对抗性执行转变为亲情修复性实践。据统计，机制运行3年来促成82次有效探望权执行，帮助46个离异家庭化解矛盾僵局，让断裂的亲子情感纽带重新系紧。
今年7月，魏某第10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探望权。自2020年离婚后，因前妻阻挠，他几乎每次想见儿子，都不得不求助法院。
本案中，魏某与何某在婚姻期间争吵不断，离婚后魏某与孩子见面寥寥。何某以不让探视作为对前夫的“情感报复”。
在法院组织的一次探望中，父子间仅进行了简短对话，魏某好不容易见到儿子，充满不舍。
“这样的探望每次都要申请执行一次，治标不治本，需要做更多细致工作。”本案承办法官王杰说。
探望权执行成为基层法院常见的“循环讼累”。孩子，往往成为“受害者”。
“现在的爸爸对我很好，但我也想见见以前的爸爸。”这成为小蕊心中的盼望。
2025年5月，小蕊的亲生父亲孙某向大兴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探望权，称自2022年7月起多次联系前妻肖某想见女儿，均未获回应。
“隔很久才能见一面，每次见到女儿，我都觉得她变化很大，每次见面我们的话都说不够。”孙某对本案执行干警杨蕾说。
肖某表达了自己的顾虑：“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孙某的探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‘打扰’。”
“探望权执行难，难在情感与法理的纠葛。”大兴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赵玉东坦言。其中既有抚养人阻挠、子女拒绝、亲情淡化等主观因素，也存在探视场地、伴访人员、专业力量紧缺等客观原因。
2023年，大兴区人民法院与区妇联构建“一轴多翼”家事调解与执行对接机制，在妇联设立“伴视家园”，尝试破解这一困局。
在魏某一案中，王杰团队制定了“1+2+X”执行方案：邀请1名心理咨询师对各方分别谈话；法官与心理咨询师共同总结问题，从法律、亲情、心理多角度引导；请与当事人相关的人员加入调解，将阻碍执行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助力执行的积极因素。
法官了解到，何某不愿与魏某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，是婚姻期间与魏某父母不和。于是，法官将魏某的父母也纳入沟通调解范围。
8月，在大兴区法院“伴视家园”会见中心，魏某见到了心理咨询师、妇联工作人员，魏某的父母也来了。
“伴视家园”的活动区域经过特别布置，摆放着玩具、绘本。魏某和孩子在游戏、绘画中交流，亲情重现。
在小蕊一案中，杨蕾将小蕊父母二人约至“伴视家园”，借助专业心理疏导帮助当事人打开心结。
“虽然继父待小蕊视如己出，但不能因此忽略孩子对新生父亲的情感需求。”在“伴视家园”谈话室，心理咨询师对肖某说。
经过沟通，双方商定每半月探视一次，寒暑假期间小蕊可到孙某家中短暂居住。
“执行探望权，一般由法官带着申请执行人到对方家中或指定地点‘见一面’，如果双方有心结、气不顺，容易引发冲突，难以持续。”赵玉东说。
杨蕾说，探望权执行案件不是简单地完成一次探望，而是帮助当事方重建亲子间的信任与情感连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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